自从我有了手机之后，他和我的沟通方式就变成了打越洋电话。每周起码一次，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先声称“啥也不要说了”，然后说的话却比我们睡在上下铺的四年还要多。这个期间，李牧光的谈话主题变成了抱怨。他抱怨美国的白人看不起他，黑人居然也看不起他；中国留学生里比他更富的看不起他，那些穷得连二手“丰田”都买不起的家伙居然也看不起他。作为一个肤色、体格和智力都不占优势的外乡人，他在美国可真是受够了委屈。更加让他忍受不了的，是他在中国都可以尽情享受的自由，在美国却受到了粗暴的干涉。
“他们还不让我睡觉。”“谁？”“我那个印度导师，还有美国房东。”说到这儿，李牧光都快哭了，“有一次我在屋里睡了三天，房东就报警了。他们说这是病，必须得治。”我想了想，第一次给了他真诚而善意的忠告：“我也认为你应该配合24治疗。”再后来，也许是度过了初来乍到的不适应阶段，李牧光的电话总算渐渐少了下来，每次通话的时间也变短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交情”，当他父母来北京，我总会跑一趟他们下榻的豪华饭店，为他们磕磕巴巴地讲解一遍美国补药的说明书——都是李牧光寄过去的，其实也就是些深海鱼油和褪黑素什么的，想来“吃错了药”也没什么危险；而过了两年，我的表妹林琳考入了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我指派李牧光开着他的“凯迪拉克”横穿了几个州，去接林琳入学、给她安顿住处、采购生活必需品，并且由他埋单。能交上这么一位有钱有闲，又傻乎乎的热心肠的朋友，这也是我在表妹面前唯一一件有面子的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