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故谓历史观的进步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第二个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
20世纪中国史学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关于这方面的基本面貌，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和1980年以来历年的《中国历史学年鉴》所提供的史学书目中，可略见其眉目。近年来出版的有关著作和杂志上发表的专题文章，对此有概括的综述和具体的评论，都足以说明20世纪中国史学成就是巨大的，不论是整体面貌还是局部领域都发生了令人鼓舞的深刻变化。那么，其中是否也有需要加以强调的最突出的成就呢？依我的浅见，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撰述。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提出撰写中国通史的设想，到1999年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约1400万字）全部出版，百年当中，中国史学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间，章太炎、夏曾佑、陈黻宸、王桐龄、吕思勉、邓之诚、缪凤林、钱穆、周谷城、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郭沫若、尚钺、张舜徽、蔡美彪等以及其他许多史家，都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著作，在历史观、方法论和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甚至多有歧异，因此在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上亦自有差别。但是，这些著作在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揭示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方面，都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家所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历程。梁启超认为：“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7]范文澜更深感撰写通史的艰难，他指出：“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8]这些话，既说明了专史、断代史同通史的关系，也说明了通史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这一特殊重要性，无疑是其性质所决定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所有专史、断代史、通史和考古研究者的心血共同铸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