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似乎很难，而且确实最终也不可能，认为这种说法能经受得了事实的验证。我们似乎不可能同意，在那些通常所说的无私的行为中，不管是好是坏，没有一点无私的成分。我们认为否认这种想法是荒唐的，即在那些所谓的善行中，我们至少部分地被下列愿望所驱动：希望别人会景况更好，而且希望使他景况更好；尽管我们也必然会有这种愿望，而且被这个愿望影响着，即希望从下列想法中获得满足感：他的景况更好，而且是我们使他景况更好的。另一种同样荒唐的主张是：当我们对待某人很恶毒时，驱动我们这样做的不是希望他不快乐，也不是希望使他不快乐。再者，当认为我们不带实用目的追求科学研究时，说我们的动机只是想从了解某一特定事物中得到满足，而一点也不是想要了解它，这似乎纯粹是歪曲事实。而当我们考虑那些我们凭良心做的事情时，我们似乎也不得不承认（人们的想法是荒唐的）。
在这个联系中，应该注意，我们在讨论的原则——即我们做某事的动机是对我们认为这个行为能带给我们的某些好处的欲求——有两个否定的含义。第一，认为或知道某个行为是正当的，对我们的行为没有影响，也就是说，认为或知道某个行为是一项义务，不能成为我们的动机，甚至都不能成为动机的一个因素。这个含义显然存在，因为如果认为我们的动机是欲求对我们而言的某种好的话，那么便意味着认为某个行为是义务，既不能驱动我们去实践那一行为，也不能成为驱动我们去实践那一行为的因素之一。第二个含义是，不存在去做正当的事情的愿望，或说得更全面点，因为某个行为是义务，所以要去做它的愿望。这第二个含义显然也存在，因为如果承认这样的愿望存在，就没有理由认为当我们实施我们认为是义务的行为时，我们的动机必然是希望对自己有一定的好处。因此，我们可以有两条途径来辩驳这个原则的正确性。我们可以或者否认前者的正确性，或者否认后者的正确性。当然前一种做法是康德采取的措施，它无论如何在形式上是卓有成效的。他实际上认为，单单是认为一个行为是义务，其中不包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的愿望——他否认这种愿望的存在——至少在某些事例中就是这行为的动机，或至少是动机的一个因素。无疑，他坚持认为这一事实的存在引发了一个问题，而且该问题只有证明了意志的自由后才能解决；但是他主张这问题是可解决的，因此他有权坚持这个事实。现在，这种辩驳的方法有了追随者，而且乍一看，它颇为引人入胜。因为，它看上去只是一种荒唐的悖论：我们做我们认为是正当的事情，但又认为在此场合下，我们决不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正当的便去做一件事情。而这种说法却看起来很自然：当我们做正当的事情时，我们显然不想这么做，却违背自己的愿望或意图而这么做。然而我认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后，必会放弃这个观点。原因之一，诉求于某种考虑（关于它的充分阐释和证明将花去太多篇幅），这个观点包括：当我们被说成因为认为某行为是正当的所以去做它时，虽然我们有做这事的动机，但我们还是没有做它的目的。因为我们所说的我们实施某行为的目的是指导致我们实施这个行为的愿望本身。如果我们面对完全一般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任何想要做某事的愿望，我们真的会做它吗？”我们只能回答“不能”。但如果我们承认这点，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反驳柏拉图的观点的办法显然是主张存在想做正当事情的愿望。要做到这一点似乎并不难。因为，当我们说某人具有责任感，甚至有很强的责任感时，我们显然是在指称一个事实。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们认为那些人具有的东西是什么，就会发现我们不能将想要做义务所在的事情的愿望排除在外。事实上，很难否认这样的结论，即若不是康德已有成见，认为所有的欲望都是为了娱乐的话，他本人将会持这个观点，而非他所主张的那种极端的观点。但若我们这么想——似乎我们也必须这么想——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承认柏拉图努力证明正当的行为必然有利的原因的正确性。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存在想做正当的事情的愿望，就不再有理由把以下观点当作普遍原理：在任何一个人知道某个行为是正当的的情况下，如果他做了它，他一定确信他将从行动中获利。因为，我们应该能主张，如果他想做正当的事情的愿望足够强烈，这愿望将引导他实施这个行为，而不顾任何使他厌恶如此做的不利因素。